引子
＃本文摘自《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辑(1986年再版)，李犹龙遗稿，原标题《胡宗南部逃窜西昌和复灭实录》
正文
三 “固守西昌三个月，等待国际变化”的梦想
1949年12月29日，蒋介石从台湾给胡一个十万火急的电令，给他两个任务：一是固守西昌三个月，等待国际变化；二是收拾川西脱围的部队，加以整编，保卫西南大陆。当日下午，胡即在他住的官邸召集沈策、周士冕、李犹龙、裴世予、蔡棨、王炳炎等研究固守西昌和保卫西南大陆问题。当时大家分析了国际国内局势和胡掌握的部队情况，认为：（1）看不出美国有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迹象，第七舰队虽然到了台湾，这并不是打世界大战，而是防卫台湾，三个月内世界大战决不会打起来，国际亦不会有大变化；（2）现在中央的部队不是被共军吃了，就是逃到台湾和海南岛，在大陆上仍在与共军继续作战的只有我们这些部队和云南李弥等两个军；（3）共产党占了川西后，绝不会让我们在西昌这个地方守多久，至多三个月，或者乘我喘息未定，立刻就会攻进来；（4）我们能不能固守西昌三个月呢？首先要检查我们的力量：在西昌我们能直接掌握的只有第一师一个团和一个卫士连，全部不到两千人；贺国光有两个警备团，有两千多人，据说只有一个团还能使用，另一个团刚编起来，没有战斗力，而且我们不能直接指挥；西昌靖边司令部有两个团，一团在司令邓德亮手里，一团在副司令孙昉手里，我们不但不能直接指挥，可能还有问题；二十七军军长刘孟濂虽然联系上了，也不过一千人左右，而且还没有到达西昌。我们这样的力量怎能固守西昌三个月呢？（5）要在大陆上保持一个据点，应该在云南以西地区想办法，把西昌、泸定和雷马屏峨地区作为游击区，才可以进攻退守；（6）西昌是个彝族区，汉人很少，但失败，将全部复灭，石达开即其先例。诸葛亮虽对孟获七擒七纵，亦没有把他们威化过来，只有威才能震慑他们，我们现在的威是没有了，他们是会收拾我们的。
我们作出如上几点分析后，胡仍坚持要大家根据蒋的电令研究“固守西昌，保卫西南大陆”的计划。讨论了约两三小时，研究不出具体结果。胡就叫大家下去，晚上由沈策召集研究。当日晚上，沈策在他房间里召集了这些人继续讨论。沈策首先说：“我认为西昌实不能守，西南大陆亦不能保，如果即刻撤退台湾，还可以保存一部分力量，徐待后图，这是上策；据守云南怒江、澜沧江以西地区，设法与缅甸、印度和西藏的关系搞好，把西昌、泸定和川南雷马屏峨地区作为游击区，这是中策；困守西昌，等待毁灭，这是下策。”他主张除坚决放弃西昌，即刻撤退台湾。大家都同意沈策的意见，唯独我说：“这样作不符合上边的意图，是走不通的。”可是大家都说，形势如此，终必走撤退台湾这条路。因此，最后决定由沈策照他所提出意见拟一具体计划方案，详细说明形势和理由，能使胡采用上策，撤退台湾最好，否则采用中策也可以。12月30日晚上，沈策又召集原参加的人在他的房中研究他所拟出的“固守西昌、保卫西南大陆方案”，其主要内容如下：
甲、上策：放弃西昌，撤退台湾。
（一）目的：保存在大陆上仅有的反共力量，在大陆上散播反共种子，再图反攻。
（二）理由：（1）西昌是彝区，是死地，既无力量，又无后方，不能固守，否则必遭复灭；（2）凡逃到西昌的党、政、军及其他人员，都是反共最坚决的干部，应抢救去台湾，不应听其毁灭在西昌；（3）一切人事最重要，物资次之，应把西昌地区有用的人力物力运去台湾，以增强反攻大陆的力量；（4）以西昌为据点，在未撤退台湾前完成在大陆上散播反共种子的任务，虽撤退台湾，实际并未撤退，而是战略上的进攻。
（三）办法：（1）积极设法收容从成都脱围到西昌的部队，予以妥善安置和安慰，陆续输送台湾；（2）普遍收容从各方面逃到西昌的党政人员和其他人员，陆续转送台湾；（3）西昌地区的青年及地方士绅，愿意去台湾的一律护送到台湾；（4）积极收购或征购西昌地区有用的物资，输运台湾；（5）预留大陆继续工作的人员，一律委以适当名义，给以经费、武器、电台，并指导其活动，使其在大陆生根，以便将来配合反攻大陆。
乙、中策：以滇西地区为根据地，以西昌、泸定、雅安及川南的雷马屏峨地区为游击区。
（一）目的：在西南大陆建立根据地，以保卫西南大陆。
（二）理由：（1）滇西地接西藏，业已通缅甸、印度，能得国际援助；（2）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口稀少，作为根据地能自给自足；（3）滇西民族虽较复杂，而民性淳朴，易于驯使，灌输反共思想易于接受；（4）滇西地形险阻，敌人仅有一面进攻之路，易于防卫；（5）配合云南现有之国军两个军兵力，足有建立根据地之力量；（6）组织川、康、云、贵四个省政府，指挥其活动甚便；（7）将来配合国军反攻大陆，可以出兵昆明直捣湘、桂，出兵四川直捣西北。
（三）办法：（1）令现在云南境内活动之李、余程万两个军先驻进滇西澜沧江、怒江以西地区，打好基础；（2）积极收容整编从川西脱围到西昌之部队，集中力量保卫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移驻滇西，作为在大陆上之指挥中心；（3）恢复川康云贵四省政府及专员区组织，进行各种活动；（4）恢复川康云贵四省党务工作，配合军政进行各种活动；（5）利用帮会及各种团体，联络川康云贵四省地方武力，展开游击活动；（6）设法联络西南边疆民族，作反共主要力量；（7）派人与西藏、缅甸、印度方面联系；（8）利用各种关系、各种力量，搜集共军情报；（9）积极训练党政军各种干部；（10）在根据地及游击区广建飞机场，以便支援武器物资；（11）将西康省政府移驻泸定，作为前进桥头堡，以西昌、雅安为西康的游击区；（12）以川南的雷马屏峨地区作为川南、川东及贵州的游击根据地；（13）川西的松理茂地区作为川西、川北的游击根据地；（14）云南省政府设在滇西，而在滇北、滇东、滇南地区展开游击；（15）从台湾运来大批武器、军用物资以巩固各根据地；（16）战时经济、文教、宣传计划另拟。
丙、下策：固守西昌，等待复灭。
（一）目的：为使在国际国内正视听。
（二）理由：（1）共军已占领了成都、雅安和昆明，不会让我们有喘息之机，很快就会南北进兵夹攻西昌；（2）西昌无兵力，不可能固守到三个月，终必溃逃，与其仓皇逃走，使国内外各方面失望，不如预作准备，在西南大陆设法生根，于后有利；（3）西昌在目前是大陆上的一个孤岛，内无守力，外无援兵，且系僻区，是绝地，是死地，一旦共军进攻，彝人夹击，无路可逃，只有等待复灭。
（三）办法：（1）收容川西脱围部队，暂防大渡河以北，与贺国光商量抽调一个警备团驻防会理县，暂防金沙江以南；（2）积极组织地方武装，增强固守西昌的兵力；（3）紧密与西康省政府合作，解决粮食和交通问题；（4）统制西昌市面的物价和金融，以防止物价上涨；（5）设法与西昌地区的土司、头人和彝人领袖联系；（6）预作逃跑准备。
上面这个"方案"，大家都希望胡采用中策。12月31日晚上，胡又召集沈策等开会，讨论这个方案。罗列已于当日中午由台湾飞到西昌，亦参加讨论。首由沈策作说明，他刚提出撤退台湾是为上策这一意见时，胡即拍桌指着他大骂说："你是内奸，你是共产党，你今天胆敢提出放弃西昌撤退台湾的坏主意，我今天如不看到你是我的副参谋长，我立刻就要杀你，以后再不准说撤退台湾的话。"他脸红脖子粗地骂着，声音愈骂愈哑。大家都一言不发，埋着头，看胡这出戏怎样下台。最后还是罗列说话了，他说："大家提出了三个意见，还是凭胡先生作最后决定。"胡趁机说："各位回去休息吧。"大家不欢而散。
四、在西昌进行的各项工作策划和活动
1月6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由西昌飞机场搬到西昌城内城隍庙开始办公后，胡仍住在邛海新村，罗列、沈策、周士冕、李犹龙、蔡棨[qǐ]、裴世予、王炳炎、戴溥、蒋竹三、蔡剑秋，还有高参杨荫寰、龚某等都住在城隍庙里，只有早到西昌搞情报活动的西安绥署第二处前进工作队队长周定元住在西昌城内民航办事处内。8日下午胡约罗列、周士冕和我到邛海新村晚餐，餐后胡要我们研究固守西昌的问题。我们都怕碰钉子，谁也不说话。胡说："总裁令我们固守西昌的意图，主要是对国际国内说明中央在大陆上还有军事据点，并未放弃大陆，以争取美援。我们能守多久算多久，不一定要守够三个月，能完成任务就好，能守更多的时间更好，我们尽力为之。大家平心静气地来研究守西昌的办法，以达到总裁的意图。”经过两个多钟头漫谈，从各方面加以分析和估计，然后逐项研究，由罗列记录，经决定后，就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策划和活动。
（一）收编残部
（1）整编第一师，1950年1月，胡决定以1949年10月运驻西昌的第一师朱光祖团为基础，扩编为第一师，派朱任师长，作为他在西昌的军事基本力量。该团有官兵一千七、八百人，年龄都较轻，且都识字，受的反动毒素较深，据说尚有战斗力。
1月8日，第二十七军军长刘孟濂率残部一千多人从川南乐山县经蓑衣岭、冷猪坪、富林镇、大渡河逃到西昌，胡即将这一部分官兵交与朱光祖编为第一师的一个团，刘孟濂另派它职。胡并将朱光祖部镇压伍培英起义部队时所俘获的伍部军官一百多人，交与周士冕办一短期军官训练班加以训练，结业后一部分军官也交与朱光祖使用。所俘的五百多士兵，全部交与朱光祖补充第一师。
胡计划把第一师扩编为四个团，八、九千人，但是还没有扩充到三个团，西昌即解放。
该师被消灭的情况是这样的：1950年2月底刘孟濂到昭觉县扩编军队，带去第一师一个营。刘在昭觉被活捉，这一个营被消灭。3月中旬，人民解放军从金沙江渡河，攻会理、宁南两县甚急，该地守军不能支持，朱光祖亲率两个营前往驰援。当罗列于3月26日晚逃离西昌时，朱还在德昌县抗拒解放，又派去一个营，29日从电台联络，知道朱已率少数残部逃窜到昭觉县与刘孟濂合伙，以后情况不知。该师的另两个营及师部于3月26日晚由罗列率领逃窜到西康省越嶲县甘相营山中，31日晚被彝人配合人民解放军全部消灭，罗列潜逃，经过详后。
(2)收编顾葆裕部：川湘鄂边区朱希濂部一二四军军长顾葆裕部从川南突围逃窜到西昌，胡令顾驻防会理，已见前述。顾率有一个残破师，说是四个团，人数都不足，连同军部、师部的特种部队只有五、六千人。胡曾先后补给该部约一个团的械弹。3月下旬的上半旬解放军从金沙江渡河攻会理时，该军曾抗拒两天多，后即往滇西逃窜。3月26日用电台联系，已偷渡过金沙江，到了滇西境地，后闻逃往缅甸与李弥军合伙。3月10日左右，第二军第七十六师师长张桐森(属陈克非部)由川东败退，率两个团(三千余人)经昭通西边逃窜到西昌，与顾葆裕部会合。胡宗南还为此举行一次盛大的庆祝欢迎大会，并发给该部官兵三个月的军饷，以资慰劳，并交由顾葆裕指挥。解放军进攻会理时，闻与顾部逃窜滇西，后况不知。
(3)整编胡长青部。胡部第五十六军军长胡长青，1949年12月28日带了近千人的残破队伍从邛崃县突围到西康省汉源县，胡即令他驻汉源，担任北路大渡河的防务，胡长青又收容了四川洪雅县李玉光的地方武装一千多人，报请胡宗南委为新十二师师长，驻在大渡河口富林镇和大树堡，归胡长青指挥。均已见前述。3月下旬，解放军攻占了富林镇和大树堡，胡长青即率同李玉光部退守越嶲县城。3月29日罗列率西南军政长官部人员逃窜到甘相营时，胡长青亦逃到甘相营与罗列合伙，企图突围，后被消灭，经过详后。
(4)收容交警大队陈超部：交警大队某大队队长陈超(可能是此名，未见过面，记不清楚）于1月初由川西窜到川南雷马屏峨地区，带有一千多人，武器以美制卡宾枪最多，驻在雷波县与该区行政督察专员陈某合伙占据该区。1月10日左右与胡宗南从电台联络上后，胡令他驻防该区，积极发展部队，准备委以司令名义，发给过三个月的军饷，并派一个联络组携带电台住该区联络。陈未到过西昌，他曾直接与台湾军统局联络；西昌解放时，陈仍住该区，以后情况不明。
（二）组织地方反动武装
2月初，胡宗南感到收容川西突围的部队已无希望，乃在邛海新村召集罗列、沈策、周士冕、赵龙文和我研究就地扩军的办法。大家认为西康人口本来就少，且多系彝区和藏区，雅安被解放军占领后，我们只占宁远属九县，用征兵的办法来扩充部队是不可能的，只有另想办法。我当时认为西昌地区的地方武装比较多，若把地方武装联络组织起来，搞三个师还有可能。因此，大家商决从联络组织地方武装着手。
甲、组织“反共救国军”：先后组织了七个纵队，分述如下：
（1）第一纵队：残杀镇压彝胞的大刽子手邓秀廷，越嶲县人，家住泸沽镇和甘相营两地，曾任西昌靖边司令，是彝区四十八家的死敌，已死，由他的儿子邓德亮继任西昌靖边司令，实际上由他的母亲掌握实权。沈策、罗列通过贺国光的拉拢，把邓的母亲接到西昌商组“反共救国军”。当时邓家因与西昌靖边司令部副司令孙昉争权，矛盾甚剧，正想勾结胡军来压倒孙昉，乃同意派她的儿子邓德亮为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司令，派胡的亲信、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四处处长戴涛为副司令兼参谋长。邓母在西昌家中大肆请客联络，除胡未参加外，所有胡下面的中级以上干部均参加了，拉线人主要是沈策。后来由于沈策和戴涛对胡说邓德亮绝对可靠，胡从台湾用飞机运到西昌一个团的新式武器，都装备邓德亮部的邓宇凯团。邓宇凯是邓德亮的侄子，是西昌靖边司令部一个团长，大部分是骑兵，有两千多人，邓家掌握的正规部队只有这一个团，另还可能集合一个团的民兵，尚未组织起来。邓宇凯早与中共西康省负责人廖志高（西康冕宁县人，西康解放后任西康省人民政府主席）有联系，所以后来罗列等率领残部由西昌逃到泸沽镇转往甘相营时，他就宣布起义。邓德亮母子在甘相营家中被解放军活捉，后送去西昌，情况不详。
（2）第二纵队：2月中旬，越嶲县上田坝土司岭光电（彝人，中央军校毕业，“国民革命同志会”书记长，军统分子，立法委员）到西昌，胡宗南委他为第十二师师长，要他到昭觉县去编练大小凉山的彝兵，并派第二十七军军长刘孟濂为反共救国军第二纵队司令，带第一师一个营驻在昭觉县，以岭光电的彝兵为基础，扩编为一个军的兵力。刘与岭光电去昭觉县后未回西昌，听说岭光电在大小凉山只活动到二百多彝兵，西昌即解放。罗列率残部逃窜到甘相营时，从电台上还与刘孟濂联络过，时刘和岭光电均在昭觉未动。后闻刘孟濂在昭觉被解放军活捉，在四川乐山枪毙，岭光电的下落不明。
（3）第三纵队：西康省盐边县的兵马土司诸葛世槐，是盐边县的土皇帝，经常在金沙江会理、盐边、盐源地带抢劫压榨彝民。据他自己说，有人枪两千多，还可以编充两千多人，编成四个支队。3月中旬，通过西康省政府主席贺国光的拉拢，诸葛世槐带了他那里的特产熊胆、灵蛇胆、石菖蒲、虎骨、豹皮等贵重礼物到西昌与胡宗南见面。胡指派我与他联系。经几度研究结果，胡派诸葛世槐为反共救国军第三纵队司令，派他的女婿张某（西康汉源县人，三青团干事，时住在西昌作诸葛世槐的代表）为副司令，并发给诸葛世槐追击炮一门、机枪两挺、子弹若干粒。诸葛世槐于3月20日左右回盐边后，就以盐边为据点在金沙江岸上活动。据他电报胡说，他在金沙江岸上与解放军激战，要胡赶快接济弹药支援，胡令其与顾葆裕联络并听其指挥。3月26日后未联络过，以后情况不知。
（4）第四纵队：孙昉是西昌地区水田彝人，投靠土皇帝邓秀廷后，作了邓的忠实走狗，受邓利用，离间屠杀各家彝胞，因而得到邓的信任，成为邓的亲信骨干。1947年（可能是这一时间，记不确切）邓秀廷死后，本应由孙昉继承邓的西昌靖边司令，但邓秀廷的老婆要她的儿子邓德亮继承，因而邓、孙两家曾打过两次仗，经当时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调解，始派邓德亮为西昌靖边司令，孙昉为副司令，各掌握一个团的兵力，由孙昉长驻西昌靖边司令部代行。事实上该部的权力全操纵在孙昉手里，掌握有一个团另两个营，约有两千人的兵力。胡逃往西昌后，即指派我和王炳炎与孙昉联络。另有个西康省政府委员张汉英（可能是这个名字，西康德昌县人，曾任川军李家钰部旅长）与孙昉是好友，我与张亦经常接触。3月中旬，经我的拉拢，胡派孙昉为反共救国军第四纵队司令，张汉英为副司令兼参谋长，胡答应孙昉编两个正规团，饷械弹药由胡补给。正开始筹编，西昌即告解放，孙昉、张汉英均住在西昌未动，听说与解放军早有联系，具体情况不了解。
（5）第五纵队：3月中旬，四川雷马屏峨专区行政督察专员陈某（名已忘，四川乐山县人，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的亲信）到西昌，胡派我与陈联络，后由我的支持，胡派陈兼任反共救国军第五纵队司令，要他在雷马屏峨地区发展一个师的武力，饷械由胡补给，预发给陈一个团的三个月军饷。陈于3月20日左右回雷波，4月中旬该区解放时，被解放军活捉，解到乐山专区，1951年枪毙于乐山。
（6）第六纵队：2月中旬，乐山县哥老会的大舵把子，乐山县的伪国大代表周瑞麟，随川西第一路游击指挥唐式遵逃到西昌，向胡报告了乐山解放前后的情况，胡指派我与周联络。后唐式遵被派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即派周为四川乐山专区的行政督察专员，胡即加派周兼任反共救国军第六纵队司令，发给黄金一百两、步枪五十支、机枪一挺，要他随唐式遵回川在乐山专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周于3月25日随唐离开西昌，4月初行至越嶲县小山地区，唐被彝兵配合解放军击毙后，闻周率有数十名残部逃去雷马屏峨地区。
（7）第七纵队：伍道垣，四川仁寿县人，军统分子，青年党中央委员，国大代表，也是仁寿一带的哥老会大舵把子，2月中旬随唐式遵逃到西昌，胡即指派我与伍联络。唐式遵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后，派伍任四川仁寿区行政督察专员，胡即加派伍道垣兼任反共救国军第七纵队司令，发给黄金一百两、步枪五十支、机枪一挺，要伍随唐回川在仁寿专区建立游击根据地。伍随唐返川，唐被击毙后，伍仅以身免，后辗转逃往台湾，经过详后。
乙、编整和补充其他地方反动武装
（1）新编第二军：羊仁安是西康汉源县一带的哥老会老舵把子，亦是在该地区吃彝人饭的老反动统治者，在川、康两省都有点名声，经常在汉源地区可以纠集一两千支人枪，彝胞恨他入骨，莫可如何。胡宗南在汉中时就派他的亲信特务王炳炎到汉源与羊仁安联络。胡逃住成都不久，即委羊为新编第二军军长，派王炳炎为副军长，发了一些军饷。但羊仁安虽然接受了名义而实未编组成军。
贺国光任西康省政府主席时，找他任西康省政府委员。胡窜到西昌后，1950年2月初，羊仁安带了几十名喽啰到西昌见胡要求械弹，胡知道羊一贯买空卖空，所以表面上答应发给他一个师的械弹，让他先编成一个师，实则一械一弹一文未发。直到3月25日晨羊才带了几十人同唐式遵一道回汉源，行到小山地区被彝兵配合解放军将其消灭，羊仁安和王炳炎被活捉，经过详后。
（2）西昌警备总司令部警备团：贺国光带有两个警备团驻在西昌，一个团有一千多人，装备比较好，另一个团只有几百人，都是徒手。胡与贺商量把这两个团都扩充为每团两千人左右，械弹装备由胡发给，但正在着手扩编，尚未发给械弹，西昌即解放。这两个团未离西昌境，闻由西昌警备总司令部政工处长且司典同团长胡某率领在西昌山上被解放军歼灭。
（3）金沙江挺进支队：队长郑××（忘名），西康省会理县人，1933年在胡办的天水西北军官训练班毕业。1935年被胡派回会理办一中级职业学校，为胡搜集情报，经费全由胡发给。胡逃住成都时，郑由西昌赶到成都见胡，成都解放后郑才逃出成都。1950年2月中旬逃到西昌后，胡委以金沙江挺进支队司令的名义，要郑回会理利用会理职业学校学生组织游击队，并发给一个团的粮饷三个月，步枪五十支，冲锋枪、卡宾枪各二支，电台一部。据郑说：他在会理人地熟悉，学生亦多，组织一个团人的武装不成问题，只是需要枪弹，要我在胡和罗列面前帮他多讲话。他还计划在一个月内即组成一个营的武装，先在金沙江南岸云南地区进行游击活动，慢慢发展。郑是1950年3月初回会理的，与胡直接联络，后况不知。
（4）“策反”唐英师：唐英是四川仁寿县人，闻是唐式遵的侄子，原任刘文辉部某师师长，驻防泸定，曾随刘文辉起义。1950年2月唐式遵逃到西昌后即与唐英联络“策反”。3月上旬唐式遵报告胡说唐英已通电在泸定“起义”，胡于3月10日在西昌曾为此开过庆祝大会，并电慰唐英，汇款慰劳，后来没有下文。
此外，胡宗南还指示军统西昌站长谈荣昌于3月上旬派遣“国民革命同志会”（该会为胡宗南的反动核心组织）的骨干分子，为西昌属各县的特务大队长，计西昌李雪松、德昌张汉璧、越嶲王文升、盐源张某、宁南李幼轩、平垠毛文贵、海棠陈某、冕宁陈蕴山、昭觉王隆映，利用本地人关系在各县组织地方武装，预计进一步扩编为团或师。如当地解放，即进行游击活动。但这些特务武装还未组织起来，西昌即被解放了。
（三）加强西康省反动政权
西康省是1931年由四川省的雅属、宁属、泸属三十多个县划出来组成的，省主席一直是刘文辉充任。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在四川彭县通电起义后，雅属各县除汉源一县外全部宣告解放，泸属是半解放区，宁属西昌、越嶲、冕宁、德昌、会理、宁南、昭觉、盐边、盐源九县和一个设治局仍在蒋胡军手里。1949年12月中旬，西昌警备总司令贺国光兼任西康省政府主席后，省府即设在西昌，省府委员有羊仁安、袁品文、孙昉、张汉英、王梦熊、谈和晴、徐××等。胡宗南逃往西昌后，贺国光原想把西康省府交与胡，自己逃台湾，经西昌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王梦熊和罗列从中周旋，胡、贺二人始同意同进退。据罗列说：胡宗南通过他和王梦熊向贺国光要求三点：(1)充分供应军粮；(2)设法帮助联络地方士绅和地方武装；(3)维持西昌金融和市上的物价。贺国光满口答应，而且愿意帮助胡宗南完成固守西昌的任务，只对胡要求一点，即是转进时不要把他抛掉（因胡向来逃跑时总是只顾自己）。之后，即由罗列和王梦熊共同策划，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地方反动政权，分述如下：
各县县长以选派忠实积极的当地人充任为原则，由罗、王二人商提人选交西康省政府委派。我便同谈荣章商量由国民革命同志会的会员来掌握各县政府权。计由我们商决提出委派的县长有盐源县的谈和晴，会理县的康问之，冕宁县的陈蕴山，汉源县的×××（名忘），均是本县人又是国民革命同志会干部。另外有昭觉、盐边两县因无本县人选，乃选择与各该县有地方关系的国民革命同志会干部王隆映任昭觉县长，冷益坚任盐边县长，西昌、德昌、宁南、越嶲县长正在物色，未提出即解放。这一办法在当时军粮缺乏、交通困难、对地方情况全不了解的情形下，确起了一定的反动作用。
此外，罗列、王梦熊还准备建立雅属、泸属、宁属三个专区，在“赤区”内成立秘密县政府，但尚未拟出具体实施方案，西昌即解放。
贺国光对四川、西康的军阀、官僚、大资本家、大土豪劣绅，差不多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他在西昌任警备总司令后，与西昌的地方绅士袁品文、孙昉、张汉英、羊仁安等和地方的大资本家徐某（西昌人，经营各种工商业，很有资产）、大官僚徐获权（西昌人，曾任美国某地的中国领事）等的关系都密切。他同徐某等在会理县开办有磁窑厂，在西昌城关办有水电厂、面粉厂，他们互相勾结利用，都搞了黄金，所以这些人都不愿贺国光离开西昌。1950年元旦，不知哪一个绅士曾献给贺国光一个双黄大鸭蛋，在蛋壳上显有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党旗和“国光”两个字，说是鸭子生下来就有的，阿谀他是"党国元勋"，只有他才能保守西昌。贺很高兴，出示客人，我也看见过。贺的副总司令王梦熊，与川康的军阀、官僚、土劣豪绅亦搞得相当熟。贺、王二人经常领西昌地方绅士去见胡宗南，胡亦派罗列、周士冕、李犹龙、王炳炎、沈策等代表他分别与地方绅士联系。另外，辛亥革命时期杀过赵尔丰的尹昌衡，在成都解放前夕率全家逃往西康汉源县羊仁安处，1950年2月又辗转逃到西昌，由贺国光招待住下。贺把尹昌衡也介绍给胡宗南，要胡利用尹来号召某些人来进行反共活动。我与尹是彭县小同乡，在成都念书时就与他认识，我去看他时，他要求胡把他和妻女送到台湾。胡不同意，说尹昌衡的作用早已过时，又是瞎子，又有妻女，送到台湾后谁管他。因此，到胡、贺逃离西昌时，贺只得把尹交与孙昉照管。
贺给胡拉拢西昌地方武装亦很卖力气，如西昌靖边司令邓德亮母子，盐边县的兵马土司诸葛世槐，都是贺给胡拉拢的。
（四）勾结西南各少数民族反动头目
2月上旬，自称是西南边疆民族总代表的杨砥中（贵州遵义县的土司，黑彝，军统，国大代表）同军统国防部二厅副处长黄逸公（安徽桐城县人）携电台逃到西昌。杨要求胡给他名义，他愿在西南少数民族中帮胡活动。胡即指派我经常与杨砥中、黄逸公联系商量活动办法，经过胡批准，成立"西南边政委员会"于西昌城内王济民（越嶲人，白彝，国大代表）家中，派杨砥中任主任委员，岭光电、孙昉任副主任委员，岭邦政、王济民、羊仁安、李犹龙等二十多人任委员，黄逸公任秘书长。胡每月给该会五百至一千元的现洋作经费。杨砥中、黄逸公曾拟订一工作计划，由杨砥中、岭光电、孙昉负责联络大小凉山、川南、西昌、泸定及云南、贵州境内的各边疆民族中的反动头目，并聘为西南边政委员会的委员，必要时在西昌召开扩大的委员会议，利用这些人的关系在各边疆民族中进行反共活动。杨砥中等并写出很多信与各边疆民族的上层人物联络，尚未接到回信，西昌即告解放。
3月中旬，杨砥中、黄逸公和我商量组织“边疆工作队”，准备以岭光电、杨砥中所领导的彝族青年为基础组成两个工作队，一队派往云南佧瓦族地区活动，一队派彝区活动。此项计划经胡宗南批准，并预发活动经费现洋五百元。派往佧瓦山地的工作队已组成，但还未动身，西昌即解放。
3月中旬，在云南起义的龙纯曾部从滇北金沙江进攻西康的宁南、会理时，杨砥中说他与龙纯曾是表亲，私人关系极好，只要派人送一封信去，即能策动叛变。胡同意后，即由杨砥中具名写了一封“策反”信，派他的亲信刘世昌（彝族）送给龙纯曾。后据杨砥中说，龙纯曾已同意伺机行动，但始终未见龙给杨的复信。
3月初，罗列、赵龙文和我商量必要时逃西藏，但必须经过木里三大寺地区，应先派人去联络，了解情况。经胡宗南同意后，由军统西昌站长谈荣章介绍一军统特务汤某（湖南人，时任西昌警备总司令部政工处专员，曾在西藏活动过）为木里三大寺的宣慰使。汤在西昌买了一些哈达等礼品，带了两个助手，和一部电台随去。汤到了木里三大寺后有电报给胡，与胡直接联络，具体活动情况不了解。
五 唐式遵当上四川省主席的经过
1949年11月28日蒋介石由重庆逃驻成都后，派唐式遵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四川第一路游击指挥，叫他协助胡宗南死守成都。而胡认为唐在四川无实力，起不到多大的号召作用，对他并不重视，仅指派我和林树恩、王元晖与他联络。成都解放后，唐式遵辗转逃到西康省汉源县羊仁安处。1950年元月底，他听到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在泸州被活捉的消息，即同羊仁安到西昌活动，想当四川省政府主席，曾托贺国光向胡宗南提过，胡只答应考虑，久未兑现。
2月20日左右，胡宗南请唐式遵、羊仁安及同唐、羊到西昌的罗八千岁（名忘，汉源人，哥老会大舵把子）、周瑞麟、伍道垣等七八人在邛海新村胡宗南官邸吃春酒，约贺国光、赵龙文和我作陪。席间首由胡讲了一番“党国垂危，大家同心协力固守西昌”的开场白。接着唐式遵讲话，大意说：“四川老同事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王缵绪等，都背叛了党国，投降了共产党，王陵基已被共产党捉去，杨森、孙震等亦逃台湾，现在只有我一人还在大陆上为党国奔走。我到西昌后，有人劝我逃台湾，我是不逃的。我是中国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又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副长官兼四川第一路游击指挥，党国今天危险到这样的地步，我若逃台湾，不但对不起党国，连自己的良心也对不住。我是中国人，死也要死在四川故土。我坚决要回四川号召革命同志和地方有志之士，与共产党周旋到底。”接着贺国光讲话，大意说：“我今天听到式遵兄的讲话，真使我感慨万端！老友四散凋零，党国危迫眉睫，像式遵兄这样忠贞肝胆，尚有几人，中央尚不给予适当的权位，以施展他的忠勇才能，真令人痛心！……”说到这里，他大哭起来，话不成声。在座的人都含着眼泪，默无一言，只有坐在贺国光左侧的罗八千岁的孙女儿取出手帕与贺国光拭眼泪鼻涕。当时我心头想：看胡宗南对这场戏怎样收场。大家沉默了约两分多钟，胡宗南才站起来用颤抖无力而又悲惨的声音讲了几句话，大意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今天正是革命党人对党国效忠、对共产党坚决斗争的时候。像唐、贺两先生这样公忠党国，我想总裁一定要倚重的。我想建议总裁派唐先生继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以便为党国效劳，与共产党斗争到底，不知唐先生的意下如何？”贺国光立刻站起来说：“这是胡副长官的适当措施，时间迫切，事不宜缓。”胡宗南叫我立即拟一电稿，保派唐式遵继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电稿拟好后，胡还当场向大家念了一遍。电报发出后约有三四天，蒋介石复电照准，胡宗南要我分抄二份亲送给唐式遵和贺国光。我半开玩笑地问胡宗南：“那天贺国光哭得怎样？”胡说：“他是为唐式遵哭的。”我又问胡：“我不会拟电稿，那天赵龙文在场，为什么不叫他拟稿，须要我当场出丑呢？”胡说：“你是四川人，经常与他们联络，在这些场合里，你帮我多做些事，对你的联络工作是有好处的。你拟得满好，以后有这类电报还要你拟。”
我回忆到那天当胡宗南在宴席上表演开场白时，唐式遵由于要不到主席，正想给胡宗南以难堪，贺国光察觉了，几次给唐示意，唐才压抑下去。贺国光的哭，正如胡宗南所说，是为唐式遵的假哭；但贺当时确感到日暮途穷，所以由假哭变成真哭，而且哭得很伤心。胡宗南察觉到贺、唐在合伙对付他，他亦不示弱，所以在二次讲话中以问唐式遵“意下如何”来难他。到底贺国光是官场老手，而且知道胡宗南常说活不算话，所以胡宗南的第二次讲话刚一结束，贺即代唐答复，并要胡兑现，逼得胡宗南不得不当场念电报。这一场勾心斗角的丑剧，由贺国光导演得很是出色。
台湾行政院通知胡宗南已通过特任唐式遵为四川省政府主席的第二天，胡宗南约我同去向唐道贺，并当面叫唐安排四川省政府的人事，自报台湾委派，还要唐拟工作计划。
3月25日晨，唐式遵率领伍道垣、周瑞麟等带有机枪两挺，步手枪三、四百支，同羊仁安、罗八千岁一路离开西昌，企图经越嶲县的泸沽锁、甘相营由大树堡偷渡大渡河回川南地区活动。后据伍道垣说：他们在甘相营又与胡宗南的第七兵团司令胡长青、新十二师师长李玉光等一起率有两千多人枪向汉源县方向出发，行至越嶲县的小山地区，被彝兵配合解放军围住，打了半晚上，唐式遵和罗八千岁都被当场打死，胡长青自杀，羊仁安及他的副军长王炳炎均被俘，周瑞麟带了几十个人从大、小凉山一条小路往川南逃去，他同李玉光化装藏在放羊的棚子里，三天之后才逃出来。伍还对我说：羊仁安吹牛说，月越嶲甘相营以北和汉源地区的彝人都怕他，都听他指挥，走这条路绝对安全，不料行到小山地区被彝兵和解放军围住时，羊仁安曾几次写信、拿片子和派人与平时听他指挥的彝兵头脑交涉放行，得到的回答都是要活捉羊仁安，羊仁安骂这些东西反了，反了，气得没办法，最后自己坐在山梁上等活捉，叫他走，他也不走了。
六 顾祝同、蒋经国在西昌召集的一次秘密军事会议
3月上旬，蒋介石派参谋总长兼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顾祝同和他的大儿子蒋经国秘密飞到西昌，召开大陆上的最后一次军事会议。
顾祝同和蒋经国飞到西昌的第一天，只有胡宗南、罗列、赵龙文、贺国光和王梦熊知道。他们住在邛海新村胡宗南官邸，胡指定他的秘书长赵龙文作陪，行动非常诡秘。可是第二天罗列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并说胡宗南还准备要我参加会议，叫我预为准备。第二天晚上，由顾祝同在邛海新村胡宗南官邸召开了一次预备会议，据罗列说，有蒋经国、胡宗南、贺国光和他参加，在云南的第八军军长李弥和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也赶到参加了会议。在预备会议上，胡宗南提出赵龙文、沈策、周士冕和我参加，贺国光提出王梦熊、谈荣章参加，顾祝同和蒋经国都主张参加的人愈少愈好，怕泄露机密，所以只让赵龙文和王梦熊参加会议。第三天晚上罗列又对我说：“为了解西昌地区的情况，顾祝同已指定军统西昌站长谈荣章列席作情况报告，胡宗南并要我召集沈策、周士冕、王炳炎、蔡棨、裴世予和你讨论一个由西昌向滇西转进的方案。”当晚，罗列即在他办公室里召集胡宗南所指定的人开一座谈会，讨论逃窜滇西问题。沈策说：“去年12月30日我在固守西昌、保卫西南大陆方案中提出以云南怒江、澜沧江以西地区为根据地，以西昌、泸定、雷马屏峨地区为游击区的意见，胡宗南不但不同意，还说我是共产党，是内奸，要杀我，大骂我一顿，今天他又要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我没有新的意见，还只是旧事重提罢了。”罗列说：“现在的情况与去年12月的情况总有些不同，我们应根据新的情况来讨论出一个建立滇西根据地的具体方案。”我说：“根据现在新的情况，共产党正在准备从金沙江、大渡河南北两路进军，夹攻西昌，西昌确不能再守下去；但是逃滇西去建立根据地又迟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是否能如我们所愿，很成问题。”罗列又说：“李弥和余程万说他们还有两个军三万多人的兵力，卢汉只住在昆明城内，对滇西还没有多大办法，共军的势力亦还没有到达滇西，目前在滇西建立根据地的时间还不迟；况且李、余二人已向顾祝同、蒋经国担保他们可以先带队伍到滇西，让胡宗南、贺国光后去。”周士冕说：“是这样情况，沈策可以把他原草拟的固守西昌保卫西南大陆的老方案找出来，再加上新的情况，拟出一个具体方案就行了。”大家都同意周士冕的意见，并推定沈策和裴世予草拟。最后，我还建议他们把预为打通中印、中缅国际路线，并派人与西藏当局联络，这两点意见加进方案，因为在大陆上能保持滇西和西藏这两个据点，对将来反攻大陆是有好处的。罗列和沈策都表示同意。
会议的第四天，沈策和裴世予根据我们讨论的意见，草拟出一个“建立滇西根据地计划”，交与胡宗南同顾祝同、蒋经国、李弥和余程万等研究后，他们都同意，并让沈策参加会议作报告，让裴世予列席会议，拟定全部计划方案。
会议共开了七天，礼拜日都未休息。会上讨论通过的计划方案我没有见过，全部内容我不知道。据罗列说：“沈策和裴世予草拟计划方案时，是以去年沈策所拟的固守西昌保卫西南大陆方案为蓝本，再加上新的情况和大家的意见，没有其他新内容，主要的是靠李弥、余程万这两个军在滇西建立根据地。我们这点人，既无力量，人地又生，到滇西去有什么办法？”
会议开完，顾祝同、蒋经国、李弥和余程万就偷偷地离开西昌。据罗列对我说：到机场送行的只有胡宗南、贺国光、赵龙文、王梦熊和他。顾祝同、蒋经国决定同李弥、余程万飞到云南蒙自机场去执行调部队到滇西的计划，并想向官兵讲一讲话，打一打气；不料他们四人已坐上飞机正要起飞的时刻，蒙自机场从飞机上转给顾祝同一份简单的电报，说蒙自机场的官兵已叛变投共，顿时顾、蒋等脸都白了。胡宗南、贺国光请他们下机商量一下再走，他们吓慌了，不敢下飞机，好像怕西昌机场也要叛变的样子。他们决定改飞海口，如气候不好，飞河内再转飞台湾。我同罗列开玩笑说：“好险呀！迟十分钟，顾祝同、蒋经国就送上门，作了共产党的俘虏了。”
顾祝同、蒋经国由海口转飞台湾后，有电报给胡宗南，但没有提到建立滇西根据地的问题，西昌军事会议的阴谋计划就这样幻灭了。
资料来源
《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辑(1986年再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