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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路口的抉择：酒驾者与三万私了费
后视镜里那辆黑色轿车越来越近——直到沉闷的撞击声响起。我下意识握紧方向盘，确认身体无恙后开门下车。浓烈的酒气扑面而来，对方司机满脸通红，手里紧攥着鼓鼓的信封。
“兄弟，三万现金，就当没发生过。”他声音发颤，“我要是进去，工作就没了。”
我的车尾保险杠凹陷，尾灯裂了道缝。走保险修车大概八千。而他——酒驾，面临拘留、吊销驾照，甚至失业。那个鼓鼓的信封在路灯下格外刺眼。
私了与报警之间，藏着比赔偿更复杂的考量。
我让他写下事故经过，签字按手印。拍照留存现场、车牌和驾驶证。这些动作让他更加紧张，反复说着家里有老人孩子要养。最终我没收那三万，只留了联系方式：“修车钱保险出，你好自为之。”
三天后定损结果出来：六千八。走车损险全额赔付。
这件事让我思考很多。酒驾固然违法，但把人逼到绝境就是正义吗？法律的意义在于惩戒，更在于警示与教育。那天我选择给一次改过机会，因为检测仪上的数字，远不及一个人真心悔改的价值。
他后来寄来一箱水果，附言说再没酒驾。这份改变，比三万更珍贵。
路上每天上演着各种抉择。有的关乎时间，有的关乎金钱，有的——像那个夜晚——关乎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我们手握方向盘时，也在掌握着判断对错的尺度。真正的安全驾驶，不仅遵守交规，更包括遭遇突发时的理性与温度。
或许下次遇到类似情况，我依然会这样选择。毕竟，让一个人真正认识到错误，比单纯惩罚更有意义。这何尝不是另一种“道路安全”？
